漂泊200多年，孤本总算回家，这本明代刑部档案记录了哪些秘闻？

liukang202420小时前朝阳吃瓜1110

上一年6月，流散在外200多年的明抄本《宸濠招》重归天一阁，在古籍圈传为佳话。

明正德十四年（1519年）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起暴乱，南赣巡抚王阳明仅用43天就平定了这次暴乱。《宸濠招》一书便是其时刑部审理此案的文件汇编，可谓明代大内秘档，即使在当年，也仅限于在小范围传抄。今日更是难得一见的孤本。

《宸濠招》原藏于浙江天一阁藏书楼，200多年来，先后流转于卢址抱经楼、南浔嘉业堂。抗战期间，虎狼一般的日本侵略军、有军部布景的日本文明安排、各路奸细、书商无不对其垂涎欲滴。幸有以郑振铎为代表的文献保存同志会与之斡旋，传世经典才得以保全。200多年后，总算回归天一阁。

天一阁博物院

奥秘的《宸濠招》

天一阁博物院古籍当地文献研讨所主任李开升榜首次看到《宸濠招》什物，就知道这是天一阁旧藏无疑。

《宸濠招》一册，高30厘米、宽19厘米，用明代白棉纸抄成，册页上打着蓝色的细线格子，每半叶十一行，每行最多二十七个字，记载了明正德年间，宁王朱宸濠谋反被平定之后，刑部对此案参加者的口供记载，是明史研讨稀少难得的一手材料。

明抄本《宸濠招》

对朱宸濠这个姓名，大都读者或许会感到生疏，但说到周星驰电影《唐伯虎点秋香》，您大概会茅塞顿开，本来电影里那个藏着大胡子、气焰嚣张的大反派宁王，便是造反的朱宸濠。与周星驰电影殊途同归的是，宁王的这次暴乱（史称“宸濠之乱”）可谓有明一代最“无厘头”的一场暴乱。

朱宸濠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后代。他们这一支与明成祖朱棣一脉的恩怨，由来已久。众所周知，朱棣是靠发起“靖难之役”，夺侄子朱允炆的皇位才当上皇帝的。

起兵之初，朱棣素闻朱权帐下戎行骁勇善战，所以用计逼他出动戎行一同“靖难”，并且还许诺成功后与朱权平分全国。可黄袍加身之后，朱棣就把最初的许诺扔到无影无踪去了。朱权尽管不至于把四哥“画的饼”的确，但当他提出想将封地挪到富庶的姑苏和钱塘时，却被一口拒绝，最终只能在相对偏远的江西南昌落脚。宁王一支一向对此耿耿于怀。这股怨气总算在一百多年后的正德十四年（1519年）迸发了。

正德皇帝朱厚照可谓明代前史上最贪玩的皇帝，死后留下许多荒谬的传说。正德皇帝尽管荒谬，但关于联系到他皇权的作业却不模糊。正德十四年，他得知宁王朱宸濠似有异动，所以派特使前去震撼。朱宸濠得到情报，决议将起兵日期提前到六月十四日。这一天是他的生日，照常规当天江西镇巡三司的高官都会前来为他贺寿，他能够来个瓮中捉鳖，把不乐意造反的官员，一扫而光。

朱宸濠计划从江西起兵，先打安庆，再夺南京，谒陵即位，然后北上攫取江山。但是，他刚起兵就遇到了射中克星王阳明。王阳明不单是明代最出色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心学创始人，带兵交兵也是一把能手。成果，朱宸濠挖空心思准备十年的暴乱，仅仅继续了43天，就被王阳明平定了。

荒谬的是，正德皇帝传闻宁王造反，振奋备至，给自己封了一个长达22字的官号，要御驾亲征，亲手歼灭暴乱。可别人还没到江南，暴乱现已平定了，不由大为败兴。为了哄皇帝高兴，宦官们把朱宸濠押到南京一处关闭的校场内，让身着戎装的皇帝演了一场亲手擒敌的戏码。这场闹剧才算闭幕。

“宸濠之乱”的进程尽管犹如儿戏，但平叛后刑部对相关人等的审问却有板有眼。《宸濠招》内容合计四种，别离为“追捕江西境内宸濠余党”“已补嫌犯从公会审别离轻重”“刑部奏罚逆劝功”“刑部奏已补嫌犯从公会审别离轻重”。

内容从谋反前术士李日芳说南昌城内东南有皇帝气，到朱宸濠为了康复被裁撤的护卫，而大举贿赂大宦官刘瑾、权贵钱宁、伶人臧贤等；从朱宸濠任意杀戮、软禁江西当地官员，强夺官民田产，到私自为密议起兵打造兵器，不胜枚举。就连六月十四日，起兵当天，他杀戮不愿附逆的江西巡抚孙燧、按察副使许逵的现场，也如新闻报道一般被记载在案，令人读罢大有感同身受之感。

那么，这样一本大内秘档是怎样出书的呢？李开升告知记者，其实《宸濠招》并不是一本揭露出书物，乃至连正式的书名和封面都没有。“现在的封面是为维护古籍制作的。”卷端只要“刑部等衙门为”几个字。“假如是揭露出书物，不会连个书名都没有。”李开升说。从《宸濠招》的“招”字能够看出，它是一本官衙的招供状汇编。

明中期，“宸濠之乱”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案，作为原始档案的刑部审问记载，怎样会以手抄本的方法撒播于世呢？李开升以为，假如官方要将其作为高级官员内部传达、学习的材料，发行几百本，不或许采纳手艺抄写的方法，肯定会安排人刊刻。《宸濠招》之所以是手抄本，很或许是或人私自从刑部档案中抄出来，并作为朝廷秘闻、政治八卦，在小范围传抄、保藏的。

据清初编纂的《天一阁书目》记载，天一阁所藏以“某某招”为名的小册子共有十册，别离为《宸濠招》《张文博招》《鲁府招》《武定侯招》《曾夏招》《靖江王招》《楚王招》《充灼等招》《比部招议》《会问监犯刘东山招由》，即“刑部十大招”。

《宸濠招》并非揭露出书物，即使在明代也少有人知，这就愈加增添了它的稀缺性和奥秘色彩。那么，这样一本在小圈子里传抄的“大内秘档”，怎样会入藏天一阁呢？故事还得从天一阁的创始人范钦说起。

范氏天一阁

天一阁博物院

天一阁创始人范钦，字尧卿，号东明，明正德元年（1506年）生于浙江宁波府一个一般的文人家庭。他有着其时可谓模范的人生阅历，二十六岁中进士，历任随州知州、工部员外郎、江西袁州知府、福建按察使等职，宦迹触及半个我国。除了在工部任职时，开罪武定侯郭勋而被时刻短坐牢之外，范钦宦途整体还算平顺。

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年）九月，范钦被升任兵部右侍郎，到达宦途巅峰。不过，一个月后他便遭御史弹劾，落了一个“回籍听勘”的结局。

范钦“生平孜孜，惟书本是嗜”。早在建藏书楼之前，他便开端求书、抄书、藏书。回乡做寓公的第二年，范钦在宁波住所东侧建起一座藏书楼，即天一阁。

“天一阁”之名取自《易经》“天一生水”的典故，涵义以水克火，防止藏书楼失火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夸姣的涵义得到了上天的眷顾，建成四百余年，天一阁的确没有遭到过火灾的侵扰。

明代以降，我国图书出书事业特别昌盛，经济富庶、人文荟萃的江南，涌现出一大批私家藏书家。太仓王世贞的小酉馆、秀水项元汴的天籁阁、连江陈第的世德堂、宁波丰坊的万卷楼都是与天一阁同一时期涌现出的佼佼者。

在明代藏书楼中，天一阁其实并不出挑。其时的藏书家热心于保藏宋元版图书。范钦因为财力有限，不能许多收买珍稀的宋元旧书，只能从身边着手、从日常作业日子着手保藏今世，也便是明代图书。

李开升告知记者，范钦为官三十年，结交许多，脚印遍及大江南北，因而他的藏书中有许多奏议、当地志、人物传记和案狱、判例等法律文书。范钦曾在工部、兵部任职，非常注重书本的实用性，因而也保藏了不少与工程建造、河床水利、财务军务、边疆民族等问题相关的书。作为一名读书人，他对科举考试也很注重，各地历年的科考试题、范文集和考试辅导书，也是他藏书中的一大品类。记者在天一阁博物馆采访时，顺手翻开一本展览用的天一阁藏书仿制品，发现竟是明代科举辅导书，可谓那一时期的“53”（5年高考，3年仿照），不由令人忍俊不由。

在其时，这些专业性强、实用功能强的书，并不受传统知识分子注重，更入不了藏书家的高眼。但是，范钦却将它们珍藏进自己的藏书楼。今日咱们再一次审视天一阁藏书，发现其保藏是研讨明代社会日子、科学技术和文明前史的一座宝库。

其实，天一阁的文明价值在清代就现已凸显出来。跟着时刻的推移，当年不入流的大路货，变成了宝贵的明代古籍善本。清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年），当乾隆皇帝掌管编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天一阁进呈了640多种图书，数量、质量可谓其时四大藏书家之首。有道是，福兮祸兮。天一阁藏书大规划散出也由此开端。

有学者将天一阁藏书的散出总结为六次。榜首次是明清易代，全国大乱之际。众所周知，鼎革之际，清军阅历了长时刻、大规划的讨伐才在华夏立住脚。这不光是华夏大众的浩劫，也是中华文明的浩劫。许多宝贵的古籍善本，在战火中灰飞烟灭。可令人吃惊的是，在那次浩劫中，天一阁藏书仅仅是“稍有阙佚，然犹存十之八”。

比较之下，因进呈朝廷编纂《四库全书》而散出的藏书，则丢失更大。尽管乾隆皇帝再三保证，《四库全书》编成后，进呈之书必定发还，但当七阁库书悉数抄完后，被征调的图书却进了翰林院，其间就包含天一阁的640多种藏书。翰林院的翰林们尽管都是饱学之士，但显着和孔乙己相同抱有“偷书不算偷”的观念。他们天长日久地从翰林院中盗书，许多书经此途径流入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商场，其间有许多都是天一阁旧藏。

有学者研讨发现，许多从翰林院流出的古籍上，悍然盖着私家藏书印，其间不乏如翁同龢这样的前史人物，不由令人齿冷。

尔后，星散于旧书商场上的天一阁旧藏，大部分入藏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等公营文明安排，也有一些则丢失海外，不知所终。

所幸本文的主角《宸濠招》，并不在进呈朝廷的这批藏书之中。不过在向朝廷进呈藏书不久，《宸濠招》便奥秘地流出天一阁，被宁波别的一座藏书楼——卢址抱经楼保藏。

卢址抱经楼

《宸濠招》主页钤着三方藏书印，从上到下别离为“刘承幹字贞一号翰怡”“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”“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印”，其间前两方是嘉业堂藏书楼的印，第三方是卢址抱经楼的印。这三方印明晰地记载了《宸濠招》散出天一阁后的流转途径——先被卢址抱经楼保藏，后来又入藏刘承幹的嘉业堂。

卢址抱经楼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年），与范氏天一阁、郑氏二老阁齐名，皆为宁波前史上闻名的藏书楼。抱经楼尽管比天一阁晚建成二百余年，但作为后起之秀，其藏书规划和质量毫不逊色于天一阁。

抱经楼主人卢址，字丹陛，生于清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。年轻时，他与同时代一切读书人相同，热心科举，但卢址好像没有学霸基因，屡试不中，一朝一夕便对寻求功名灰心丧气了。好在卢家祖上是诗礼之家，有数千卷藏书。“躺平”后，卢址开端悉心保藏古籍善本，每得一书，必定仔细检阅，夜以继日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三十余年的积累，卢址藏书达十万卷。清乾隆四十二年，他在自家院子东面修建了一座藏书楼，名之为抱经楼。

听说，卢址对天一阁极为推重，抱经楼不光在款式上仿照天一阁，连藏书办理制度也直接仿制了天一阁形式，规则藏书归后代一起一切，一起办理，俨然成为宁波当地的“小天一阁”。

尽管天一阁藏书的办理可谓业界模范，范氏后代也严守祖训，脚踏实地看护藏书，但仍免不了“跑冒滴漏”。事实上，宁波当地书肆一向有天一阁藏书零星呈现，许多都被宁波当地藏书家收买。闻名文献学家赵万里在《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》一文中直言：“但凡宁波旧书肆里遇着皙白洁净的明刻白棉纸书，十之八九，都是天一阁的遗产。”他直言不讳地指出，抱经楼藏书中最闻名的一批抄本《明实录》，便是天一阁旧物。

《宸濠招》会不会是同一时期流出天一阁的呢？前史漫漶不清，许多细节已不可考。不过，清中期两座藏书楼别离编纂了两套《书目》，经过仔细比对研讨，我国台湾东吴大学中文博士郭明芳找到了蛛丝马迹。

郭明芳发现，清嘉庆年间，阮元编写的《天一阁书目》中，天一阁所藏的“刑部十大招”只剩余四种，其间并无《宸濠招》的踪迹。风趣的是由卢氏所编的《卢氏抱经堂藏书目录》稿本中录有“《刑部问宁王罪案》《兵部问曾夏罪案》无卷数二本，不著撰人名氏”一条记载。

很显着，最迟在嘉庆年间《宸濠招》现已神不知鬼不觉地流出天一阁，入藏抱经楼，并且卢氏将它的姓名改为《刑部问宁王罪案》。

尔后不久，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，天一阁、抱经楼，以及江南许多藏书楼遭受了一场浩劫。

清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，太平天国戎行进驻宁波。卢氏后代避地鄞江桥，暴徒趁机闯入抱经楼，将许多宝贵的古籍善本盗走，论斤贱卖。次年，当卢氏后人回到宁波，发现抱经楼藏书现已损失多半。走运的是《宸濠招》或称《刑部问宁王罪案》，又躲过一劫，并未在这场浩劫中湮灭。

但是，抱经楼的厄运并没有完毕。清光绪初年(1875年），卢氏大宅遭受一场大火，院子被烧了个精光，建在东侧花园中的抱经楼，劫数难逃，只留下一堵饰有“抱经楼”三字匾额的门楼，藏书楼丢失惨重。

一场大火烧光了卢氏的气运。据卢氏后人卢杏芳回想，自此今后，卢氏出了不少不太争光的后代，没能看护住祖上传下来的藏书楼。

李开升以为，其实这不独是抱经楼的个别遭受。江南藏书楼往往只昌盛于一两代人，再往后或因后代爱好搬迁，或因家道中落、财力不济，或因遭受战乱、水火灾祸，或因盗窃，而逐步散佚。与天一阁前后脚建成的藏书阁，都已风流云散，天一阁能连绵四百年而不倒，肯定可谓我国文明史上的奇观。即使如此，至1949年天一阁藏书仅存13000余卷，不到巅峰时期的两成。

入藏嘉业堂

民国初年，抱经楼藏书只剩余2100余种，只要当年十万卷总量的2%。卢氏后人以为清朝毁灭，科举早废，今后再也不会有人读这些没用的书了，所以多方寻求买家，想把剩余的藏书打包出售。

起先，卢氏后人求助于闻名藏书家傅增湘，想让傅氏帮抱经楼藏书找个好买家。傅增湘在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中说到，期望卢氏能把这批书卖给京师图书馆（国家图书馆前身），但是“政局多故，事遂中辍”。1916年卢氏将藏书打包出售给上海古书流转处，其间就包含已更名为《刑部问宁王罪案》的《宸濠招》。

上海古书流转处，1911年景立于上海，经营者陈立炎原是六艺书局的店东，对古书业有必定了解。鼎革之际，许多江浙大户人家都在往外兜售藏书，陈立炎捉住这波商机，贱价收买了不少古籍善本。

上海古书流转处是一家商业安排，收买古籍不是为了保藏，而是为了倒卖。购入抱经楼图书后，他们先联系到袁世凯的二令郎袁克文。可就在当年，袁世凯称帝失利，撒手人寰，袁克文失去了安稳的经济来历，这笔生意没做成。

其时能够吃下这么大一批古籍的买家不多，陈立炎很快确认了古籍保藏界的后起之秀刘承幹。

嘉业堂主人刘承幹

刘承幹，字贞一，生于1881年，浙江南浔人。他的祖父刘镛是当地“四象”之首，首要从事蚕丝、淮盐、房地产等生意，积累了巨额财富。刘承幹的父亲刘安江承继宗族工业，并进一步扩展规划，成为江南巨富。

与许多含着金汤匙出世的富家子弟相同，刘承幹对商业不甚了了，反而对保藏发生浓厚爱好，走上了买书、藏书、刻书、校书的藏书家之路。

民国初年，许多江南藏书楼无以为继，许多宝贵的古籍善本流入商场。这一时期，许多在行的日本汉学家蜂拥而至，抢购我国古籍。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笔买卖是，1907年，陆树藩以10万元的价格，将湖州皕宋楼藏书出售给日本静嘉堂文库。皕宋楼保藏的宋元版别古籍数量之多、价值之高，在国内无与伦比。这样一笔巨大的文明财富流入东洋，国内有识之士莫不扼腕。遭到此事影响，同为湖州巨富的刘承幹开端重金收买古籍善本。

1916年夏天，上海古书流转处老板陈立炎，带着新购入的抱经楼藏书找到刘承幹。有关这次买卖，刘承幹在藏书日记中也有记载。

阴历七月十二日，陈立炎带着六种抱经楼宋元椠本、九十二种明抄本和十余种明清实录（实录共五百余册）找到刘承幹，宋元本索价一万元，明抄本和明清实录索价七千元。刘承幹翻看了这些古籍后，慨叹书却是好书，但要价太贵，没买。

陈立炎不死心，时隔几天，再次登门拜访，表明明清实录七千元，其他明刻旧抄本十元一本。刘承幹从二百种古籍中，选出了92种约930本精品。陈老板也是痛快人，表明除实录外，一概八折。

尔后，又经过几轮讨价还价。八月初六，刘承幹以13600元的价格购得抱经楼旧藏明刻旧抄92种约930本、明清实录10余种500余册。其间就包含名为《刑部问宁王罪案》的《宸濠招》。

经过多年的苦苦搜集，刘承幹共斥资30万银元，将宁波卢址抱经楼、独山莫氏影山草堂、仁和朱氏结一庐、太仓缪氏东仓书库等十数家江南名家旧藏收入囊中。1920年，他在南浔刘氏家庙周围，“购地二十亩、斥金十二万”，修建了“嘉业堂藏书楼”。“嘉业”二字，源于多年前，溥仪赐刘家的一块“钦若嘉业”四字的九龙金匾。

浙江南浔嘉业堂藏书楼 IC photo 供图

至1930年，刘承幹中止大规划购书时，嘉业堂已有藏书20万册60万卷。刘氏对自己的藏书较为自得，在每一部书上都盖了嘉业堂的藏书印。嘉业堂也成为民国时期最大的私家藏书楼。但是，当日寇的铁骑踏上江南时，它也成为虎狼环伺的一块肥肉。

夺书暗战

1937年8月13日，淞沪会战迸发。尽管我国守军奋力反抗，但仍是没能防止全线败退的局势。11月12日，上海沦亡；11月15日，嘉善沦亡；11月19日，日军水路并进，攻入南浔，当日南浔沦亡。

在南浔，日军见人就杀，见屋就烧，沿街电线杆上缀满人头，宛如阴间。嘉业堂藏书楼能躲过一劫吗？国内外文明界忧心如焚。

令人吃惊是，侵华日军杭嘉湖司令牧次郎拜访嘉业堂时，较为谦让，不光表明肯定不会损坏藏书，还对溥仪御赐的匾额和刘氏祖先画像“立正鞠躬”。这到底是怎样回事儿？刘承幹在《八十自述》中道出始末。

1936年，刘承幹曾经有一次时刻短的大连之行。在大连，经学家王闿运家，他结识了日本人松崎鹤雄。松崎鹤雄早年以大阪朝日新闻通讯员的身份来华，后师从王闿运学习我国古典文明，对古籍善本很有研讨。1920年，松崎入职满铁大连图书馆。满铁图书馆隶归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，表面上是一家文明安排，实则一向在帮日本军方搜集情报、掠取我国古籍。

松崎的我国文明造就很深，依照刘承幹的话说“诗文兼擅”。他与刘承幹一见如故，在大连期间常常“往还酬酢”。

大战迸发后，松崎给妻舅松井写信，托他照料友人刘承幹的藏书楼。这个松井便是日后制作了南京大屠杀的杀人狂魔——松井石根。

松井石根时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，给亲属一个体面、做个顺水人情一挥而就。所以，他将此信交给牧次郎。有了上峰的告知，才有了牧次郎向刘家祖先遗像鞠躬问候的一幕。

不过，鞠躬归鞠躬，日本人一刻也没有中止过打嘉业堂古籍的主见，最早对嘉业堂下手的便是松崎鹤雄。

人大文学院教授吴真翻阅史料发现，1938年3月，满铁大连图书馆买下了嘉业堂保藏的44本《永乐大典》，牵线人便是松崎。

满铁的食欲，当然不止于此，他们想吃下嘉业堂的悉数古籍。尔后的两年中，两边一向在讨价还价。满铁乐意出价40万元收买嘉业堂一切善本。刘承幹尽管不甘愿，但十万火急也百般无奈。

1940年2月，有日本军部布景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忽然发问，不许满铁干预。他们给出的条件是：榜首不要宋元本，第二明清本只出15万日元，第三买的书不带出国，在江湾办学院用，答应刘承幹随时看书。满铁开价40万元，刘承幹都不乐意卖，戋戋15万日元就更谈不拢了。见刘氏不赞同，东亚同文书院乃至动用了戎行。

与此同时，日本东方文明事业委员会，来自北平的二手书商——如文禄堂、修绠堂、修文堂等买家也接连不断，他们背面都有伪北平、伪满和日本各个文明安排的影子。一时刻，嘉业堂成为一块带血的肥肉。刘承幹哪家都开罪不起，顾此失彼，疲于敷衍。好在竞争者们相互掣肘，一时刻高低难分，嘉业堂藏书尽管危在旦夕，所幸还在刘家人手中。

危如累卵之际，郑振铎呈现了。在民国文明界，郑振铎是个传奇人物，他不光对文学、翻译、保藏、版别文献有超高造就，并且嗜书如命,自己的藏书就多达数万册。“八一三”事故后，江南藏书家纷繁兜售藏书，大批古籍涌入上海书市，引来各方竞购。为防止古籍散落异域，1940年1月，郑振铎等人安排文献保存同志会，许多搜购善本文献，其间最为他注重的便是嘉业堂藏书。

抗战时期的郑振铎

在文献保存同志会《第二号作业陈述》中，郑振铎向重庆方面陈述，满铁调查部把此前满铁大连图书馆开出的40万加至60万，大有志在必得之势。在触摸中，郑振铎显着感到刘承幹接受的压力，并且60万巨款“亦非我辈量力而行”。

在财力有限、对手又特别凶横的情况下，郑振铎决议优化购书计划，先把嘉业堂最有价值的古籍抢救出来。古书界向来以宋元本最宝贵，可郑振铎开始翻看嘉业堂藏书发现，刘承幹所藏的宋元刊本，多为下品，“非不唐唐皇皇，按其实践，则断烂伪冒，比比皆是”。比较起来，他保藏的明代政经军事、击剿倭寇等史料文献，有不少能够补《明史》的遗漏。《宸濠招》正归于这一类书。

在文献保存同志会的作业陈述中，郑振铎将嘉业堂藏书分为三类：榜首类是现已被刘承幹从南浔转移到上海寓所保存，且“我辈以为应亟需保存者”，其间包含部分宋元本、明清稀有刊本、悉数稿本和部分批校本。第二类是非必须之宋元明刊本及卷帙繁复之清刊本；第三类为一般清刊本、明刊复本及宋元本之下驷。

他提出应力求榜首、二类，其他的能够留给刘承幹去搪塞日本人，这样也能“瞒得过外人耳目，不至惊扰外人”。

计划确认后，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徐森玉，也从重庆潜回上海，协助郑振铎选书。有徐森玉助阵，郑振铎顿觉如虎添翼。二人潜入刘承幹的藏书处，阅览半月，总算从2700多部古籍中选出1200余种明刊本和30余种抄校本。不用说，这优中选优的30余种抄校本中就包含《刑部问宁王罪案》（即《宸濠招》）。次年4月，两边以25万元的价格隐秘成交。

奥秘的流失与回归

文献保存同志会尽管买到了这部分嘉业堂藏书的一切权，但在日军占据的上海，古籍随时都有或许被争夺。燃眉之急是赶忙把它们转运到安全的当地去。

1941年夏天，郑振铎选出最宝贵的82种善本，托徐森玉亲身带到香港，9月再曲折运去重庆。剩余的3200余部善本，他经过在邮局作业的唐弢，分为3800多个邮包陆陆续续寄到香港大学，以“中央图书馆”的名义存放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。

“3800个邮包”在其时是多么令人咋舌的数字。让咱们想象一下那个场景，在日寇的眼皮子底下，这些邮包被包装、分发、签收。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丝丝入扣，有条有理，才干保证这些记载了我国古代祖先才智的古籍不至于散佚。这要求每一个参加其间者，都要有超高的责任心、耐性和勇气。

郑振铎曾在日记中，这样回想抗战时期他在上海的这段阅历：

在这四年之间，过的日子很苦，但是很风趣。我从没有这样的日子过。前几次也住在外面过，但仅仅短时期的，也没有这次那么觉得严峻过。有时很惊慌，又有时觉得很安然……有时，似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，几乎不敢回过头去。有时，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上，有人留意着时，我也会急速地在一个不相干的站头上跳了下去。我换一身中装，有时还穿戴历来不穿的马褂，眼镜的黑边也换了白边。不敢在公共当地呈现，也不敢参加任何的婚、丧、寿宴。

太平洋战役迸发后，香港也不能自外于日寇的炮火要挟，保存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的古籍危如累卵。1941年秋，重庆方面决议把这些古籍运到美国，存放到我国驻美总领事馆内。装箱前，为了保证古籍不会散佚，掌管转运的叶恭绰带领作业人员，在每本古籍上都加盖了“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”和“办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”两种印章。惋惜，这批宝贵的古籍还没起航，就被日军查扣，并于1942年被运往日本。幸亏有这两种印章，才给战后的追索留下了无可辩驳的依据。

不过，这是另一个弯曲的故事，暂时按下不表，单说天一阁博物馆收回的《宸濠招》。《宸濠招》的封皮和内页并没有钤以上两种印章，也便是说，它并不在运往香港的古籍之列。

天一阁博物院古籍当地文献研讨所主任李开升告知记者，郑振铎在上海不只处处搜集散落古籍，还把最为宝贵的内容进行刊刻出书。战役时期，古籍随时都有灭顶之灾，假如什物破坏，至少内容能够撒播下来。

经过长时刻调查研讨，郑振铎发现，唐宋秘本尽管年代长远，反而刊刻较多，许多保藏在各种文会集，并不罕见。反却是元明以来的许多作品，遭到清室查缴、焚毁、修改，“十不存一”。因而，他在寻访古书的进程中，尤为垂青明刊本和明抄本。经过经年累月的搜集，郑振铎保藏了三百多种明代史料。文献保存同志会无力将一切宝贵的文献悉数排印，只能从中选出最宝贵部分，汇编为《玄览堂丛书》。《刑部问宁王案》（《宸濠招》）便收录在《玄览堂丛书》初会集。

《玄览堂丛书》书影

文献保存同志会将古籍转运去香港时曾钤盖有“中枢玄览”之印，可《宸濠招》上没有这枚印，从另一方面佐证《宸濠招》并没有随“大部队”转移到香港。

台湾学者张锦郎在《抗战期间抢救陷区古籍诸说述评》一文中说到，《玄览堂丛书》有71种古籍，其间26种没有转移到香港，而是被郑振铎留了下来。这些书后来从上海北上，大部分入藏北京图书馆（今国家图书馆）。可《宸濠招》偏偏也不在此列，从未入藏进北京图书馆，这到底是怎样回事呢？

因为时刻长远，材料缺失，当事人也没有留下任何回想，此中弯曲不得而知。不过，经过《宸濠招》卷末所盖的一方“徐恕读过”的印记好像能够窥见豹之一斑。

徐恕，字行可，号强誃或强簃，湖北武昌人，是近现代藏书家，精于版别目录学。他与郑振铎、张元济、傅增湘、徐森玉等人均非常交好。

1940年，上海《群雅》月刊曾刊登过《宸濠招》的内容，其时注名为“明宸濠案刑部奏疏，四明卢氏抱经庐旧藏，徐恕批校，吴兴刘氏嘉业堂藏明抄本”。“徐恕”的姓名赫然在列，不由引人遥想。郭明芳博士在论文中斗胆猜想，“徐恕或许透过这种联系，从郑振铎、张元济等文献保存同志会同人手中借得《宸濠招》观览。这以后或因种种原因，此书未及时偿还，遂入徐氏箧中。”

李开升也赞同这一观念：“究竟，假如仅仅借来看一看，一般人也不好意思把自己的印章盖在上面。”

徐恕逝世后，《宸濠招》曾曲折流入我国书店。郭明芳在1982年我国书店总结历年收书景象而编纂的《我国书店三十年所收善本书目》中看到“《明正德十六年刑部衙门招书》明蓝格抄本棉纸一册”的记载。显着，其时书店作业人员并没认出来，此书为《玄览堂丛书》蓝本，因而依据书的内容，给它起了个姓名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2002年，此书上过我国书店秋季古籍拍卖会，并以《明内府大库秘档》的名义上拍。《拍卖目录》上写着：“《明内府大库秘档》，一函一册，白棉纸，金镶玉，半匡 21.6cm × 15cm。估价5000—6000元。”

“那时候网络不发达，咱们都不知道，后来这本书被一位台北的私家藏家，以一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买走了。”李开升不无遗憾地说。

几年前，郭明芳受雇于一位台湾藏家，帮其收拾保藏的古籍，意外发现了这本丢失多年的“明代大内秘档”。凭着深沉的学术涵养，他判别此书乃天一阁旧藏《宸濠招》。后来，他许多阅览史料，抽丝剥茧，将《宸濠招》曲折撒播的阅历整理清楚，并写了一篇论文——《天一阁藏〈宸濠抄〉撒播始末》投到《天一阁文丛》。此刻，天一阁博物馆才发现，这本丢失200多年的旧藏惊鸿现世。

2023年《宸濠招》呈现在北京泰和嘉成春季艺术品拍卖图录上。“拍卖公司的专家学术功力也很深，他们研讨发现这本古籍是天一阁旧藏，所以就联系了咱们。”李开升说。

近年来，天一阁博物院发动“天一阁流散书访归工程”，借着这股春风，天一阁一举将《宸濠招》拿下，流浪在外200多年的古籍总算回到天一阁藏书楼中。

《宸濠招》不光记载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明代前史，其200多年的离散与回归，也贯穿起几座闻名的私家藏书楼的兴衰，记载了200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式微与兴起。经过它在抗日战役中的传奇阅历，咱们看到了中华儿女为了保存中华文脉，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。中华文明正因有他们，才得以生生不息，连绵至今。

参阅论文：

吴真：郑振铎与战时文献抢救及战后追索、郭明芳：天一阁藏《宸濠抄》撒播始末、柯亚莉：天一阁藏明代文献研讨、吕芳：抱经楼旧藏《明实录》流散考述等。

除注明外，本文图片均由天一阁博物院供给。

来历：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大众号

记者：黄加佳

流程修改：u02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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